政治
继续削藩
明成祖即位伊始，不仅恢复了诸王的王爵，还对他们大加封赏，如赐谷王朱橞钞十万锭、赐周王朱橚钞八万锭、赐齐王朱榑二万锭、赐辽王植钞二万锭等等，这同样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朱棣在利用藩王集团巩固皇权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藩王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一面在对诸藩王封赏的同时，另一面则在严密注视着藩王的动向，进一步便着手削藩，只是他的手段较建文帝更加雷厉风行，其中较强有力的措施有三：迁徙边疆要地的藩王于内地，削夺藩王的护卫，废黜藩王为庶人。
永乐时期，明成祖将宁王朱权的封地由大宁迁往南昌，谷王朱橞由宣府重镇迁到长沙，辽王朱植由广宁重镇迁到内地荆州，韩王朱松封地由开原迁到平凉。 与此同时，代王、岷王、辽王及朱棣同母弟周王的护卫均被削夺，使其军权不足与朝廷相抗。被废为庶人的有齐王朱榑、谷王朱橞，齐王朱榑在建文时也被废为庶人，朱棣恢复了他的旧封，但他恶性不改，“阴蓄刺客，招异人术士为诅咒，辄用护卫兵守青州城，并城筑苑墙断往来，守更不登城夜巡。”后被人告发，朱棣将他召回京师，朝臣有人弹劾他的罪过，齐王却当廷蛮横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棣断然将其禁锢于南京，革去三护卫，将他及其子孙都废为庶人。谷王朱橞起初被迁往内地，常因有金川门迎降之功而自傲，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于他阴谋打建文帝的旗号谋反，被废为庶人。
并行厂卫
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设立东厂，合称厂卫机构，天下臣民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宦官集团不仅被引入参政，政治势力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将宦官集团的管理部门独立出来，不再由吏部负责，而是由宦官集团的内部机构——司礼监管理，强化了皇权和专制统治。
锦衣卫加东厂，使朝廷侦察工作日益严密，宦官也由此得以上下其手。为防范驻防军将专权，成祖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委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出使外国也虑臣僚不忠而任用宦官。《明史·宦官传序》说：从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得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宦官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明朝的心腹之病不可免了。如果说，内阁的设置，开始了阁臣执政的端绪，宦官的倚用又开创了内臣干政的恶例，影响是深远的。
设立内阁
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永乐朝内阁文臣虽只是正五品，从职权上看也仅备顾问，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策，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内阁的出现弥补了自中书省废除后，中央机构在结构上的脱节，终明一世没有被废除。正统至正德年间，内阁中枢决策的权位愈发巩固，权力也开始超过六部，内阁首辅开始出现，其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显著。
法制建设
明成祖在审判制度上的创举颇多，审慎用刑，复行死刑五复奏，并以“令”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法律制度，且良好地落到实处；各省死囚百人以上者，派遣御史去地方决囚；外地死囚亦可以赴京师会官审录，扩大了会审的对象范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明代的热审始于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即在夏季炎热时集中审理罪犯，除犯斩、绞罪立即处决之外，其余徒、流以下罪犯，都令所在发遣减罪，以免罪囚在狱中淹滞而死。热审的开创性实行，发挥了源头作用，推进了明代恤刑制度的发展。
迁都北京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
永乐元年（1403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北京的营建工程主要分为内城、皇城和紫禁城。永乐九年（1411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大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正式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明年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今天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就是当时奠定的，整个北京城布局严谨，极为壮丽，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史上的杰作。北京新都城的建筑物在“规制”上遵循南京，是汉族政权的文化延续，除此之外，从拱卫京师的塞上长城，到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以及南北贯穿、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北京在整体风貌上与因势就形、自然布局的南京有了很大的区别。
军事
建三大营
明成祖由掌握军权而夺得皇权，深知军兵的重要。尤其是京师的军兵，更是皇权的重要支柱。明太祖时，京师设有京军，是最精锐的兵力。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共有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其中精锐，据说只有七八万人（《典故纪闻》卷十七）。京军分编四十八卫，由五军都督府统领教练。明成祖为加强京军，在京师组建三大营。一是“五军营”，即原由五军都督府教练的军兵，分为步兵与骑兵两个兵种，包括京师卫所军和各地抽调来京的班军。二是“三千营”，由边境少数民族即所谓“边外降丁”组成，主要是骑兵。原来只作为仪仗，后来主要用于巡哨。三是“神机营”，用火器装备起来的步兵军团。据说当时采用安南神机枪的制造方法，制成神机枪和神机炮两种火器，炮利于守，枪利于战。神机营成为作战力较强的机械兵种。
三大营都设有“提督内臣（宦官）”或“坐营内臣”，另有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神机营还设有“监枪内臣”。京军三大营兵多用于朝廷的重大军事行动，平时捍卫京师。
注重北疆
朱棣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北征蒙古
朱棣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详见“明成祖北伐”词条）。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朱棣班师回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明成祖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明成祖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于上庄堡接受也先土干投降，封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部进犯边关，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明成祖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后来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
哈密驻军
永乐初年，朱棣遣在宫中担任亲卫的义子安定王后裔脱脱空降哈密，设哈密卫，以畏兀儿马哈麻火者为指挥，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一日壬子，宋晟奏哈密头目陆十等作乱，忠顺王脱脱已杀之，恐有他变，遣人请兵为守备。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选才能之将率领，赴之。且令熟计使相更代。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
南征安南
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杀其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并改名胡一元。明廷误信安南王陈氏嗣绝，封季犛为王。不久，故安南王之孙陈天平来奔，季犛佯请陈天平归国为主。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明成祖遣都督黄中以兵5000送陈天平归，三月遭季犛伏兵袭击，黄中败还。七月，成祖命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沐晟为副将军，率兵号称80万征讨安南。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明军追安南兵至黄江，攻破其江中兵寨，后又连战木丸江、富良江获胜，俘黎季犛父子。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朝令改安南为交阯，设交阯布政使司。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
防备倭寇
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在望海埚发生战争，此战总计杀死倭寇742名，生擒857名。刘江令用50辆大车载运俘虏，胜利地结束了望海埚战斗。
经济
注意生产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在永乐二十二年间，“税粮总入达691，312，600石，平均岁入超过三千三百万石，而且总的趋势是增长的。这是有明一代的颠峰时期。”
疏通漕运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原本淤塞的大运河会通河段全面疏浚，明朝停止海运，改由大运河漕运，由陈瑄负责，驻节淮安。从此，长达1794千米、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明史》卷85《河渠志·运河》云：“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
当时，江南漕船沿大运河抵达淮安后，须通过陆路运输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既辛苦又花费巨大。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命名为清江浦，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定时启闭，大大节省了挽运之苦。
文化
编修书籍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除《永乐大典》外，朱棣还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编书活动，命侍臣辑录自古以来的“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编纂成《文华宝鉴》颁授给皇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编成《圣学心法》，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朱棣的治国理念。永乐八年（1410年），敕令雕印佛经《永乐北藏》，是现存完整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永乐十三年（1415年），理学书籍《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编成。命黄淮、解缙等主持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完成，全书350卷，搜罗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此书至今仍是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诏编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以纪天下形势、各地沿革、物产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为善阴骘》。永乐十七年（1419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编纂了颁行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正统道藏》。
尊崇儒家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限制佛家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崇信道教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地登基为帝，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费时十二年之久，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还修成39座桥梁，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光，林岫回环画境中”的宏伟景象。此外，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据说当年武当山最鼎盛时，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除武当外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族
西藏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朱棣的封赏。
朱棣还试图把当时宗教人物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永乐十二年（1414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太祖所创制的治藏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更趋完善。这一政策的核心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自明成祖开始，在藏区各教派中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个王及其他各级僧官若干，“俱给印诰，传以为信”，为朝廷效力。加上又封了若干大国师、国师、禅师，它们分属于萨迦和噶举派的噶玛、帕竹、止贡等支派，所辖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西藏地区。受封的诸王和国师等僧官，都得到皇帝颁赐的印鉴、宝物，并允以世袭延续，定期朝贡。
蒙古
朱棣通过搞瓦解、赏赐和军事平定蒙古不听命于他的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三百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元旦。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
奴儿干都司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朝廷任命各首领为指挥同知等职，其后数年，明朝即以此为基础，逐渐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个卫，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在黑龙江入海口一带成立都指挥使司以统辖各卫，以康旺为都指择同知，王肇舟为指挥佥事。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统治范围，东南起日本海，并包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其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并非直接掌管，而仅是在重要地点设军事据点及发展交通路线，各族实质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统治，而除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军人员由当地部族人民担任，中央间或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明成祖之后，明朝对于东北的经营较不重视，该地官员大多成为世袭而不受中央控制，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撤销奴儿干都司。
女真族
朱棣在位时期把女真诸部落纳入纳贡体系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野人女真。明成祖有四大目标：保持辽东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东北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朱棣在位时期，在辽东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廷。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南洋诸国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日本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帖木儿帝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