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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年少有为

于谦家族世居考城（故里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高祖于夔仕元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

于谦七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

巡按江西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于谦巡抚晋豫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1441年）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巡抚晋豫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囚山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保卫京师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明英宗不听。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珵（即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铲除奸党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辅助朝纲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明代宗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明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朱祁镇（英宗）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明代宗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太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明代宗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明代宗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家无余财）。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

诬告被杀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明代宗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陈逢，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沉冤得雪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铁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为“忠肃”。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北京祠

在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原有门匾书“于忠肃公祠”。成化二年(1466)，宪宗皇帝特诏追认复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时改谥“忠肃”，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也废。清光绪年间又重建。祠坐北朝南，东为于谦故宅，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层为魁星阁，悬“热血千秋”木匾，正房5间为享堂，硬山合瓦顶，内供于谦塑像。1890年，义和团曾在此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杭州祠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风景秀丽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于谦祠位于于谦墓旁。
明朝弘治二年（1489），于谦冤案得以平反，孝宗皇帝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 “旌功祠”。五百多年来，于谦祠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 清同治 八年重建的旧迹，格局尚属完整，自91年5月起，先后经四次修缮，至1998年，值于谦诞辰600周年之际，于谦祠重新对外开放。
于谦祠为传统型的祠堂建筑，白墙灰瓦，朱漆大门，“于忠肃公祠”几个篆书大字显得庄严肃穆。祠堂共有三进，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前殿与正殿间，有南北厢房各一，厢房北面另有配殿一间，建筑面积约900多平方米。庭院里草木葱茏、绿树成荫，是一处清幽之所。
前殿辟为序厅，殿门两侧楹联是林则徐所撰：“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清朝嘉庆壬午年（1822）六月，林则徐任浙江杭嘉湖道，他倡议集资整修于谦祠墓，并带头捐献自己的官奉。上悬匾额“百世一人”，是对于谦一生功绩的高度概括。序厅正中一巨大石灰岩上镌刻着前言，石灰岩造型取意于谦青少年时所作诗作《石灰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也正是于谦一生刚正不阿、两袖清风高洁品性的真实写照。两侧墙上陈列于谦年表、于谦世系表，一张绘于清代的于谦夫妇像尤为引人注目。厅内还放置造型简洁的案几、椅等明式家具以渲染气氛。
正殿是于谦祠的主体部分，也是陈列最具特色的地方，通面宽21.8米，进深14.15米。大殿正中是一座于谦全身立像，于公威严肃立，双目炯炯，正气凛然。像高3.2米，基座1.3米，为海水浪花图案。像后衬以由徐向前元帅书写的《石灰吟》壁面，塑像上方悬挂乾隆御题匾额：“丹心抗节”，黑底金字，为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杭州凭吊于谦时所题。殿柱上悬挂数幅颂扬于谦不朽功绩的楹联，均是明清时期的名家所撰，经当代书法家题写。大殿墙面为两幅半圆大型浮雕壁画，左侧是“北京保卫战”，右侧是“土木堡之变”的有关场景，每幅画相对独立，但在整体上又呵成一气，场面颇为凝重、壮观，运用明暗变幻的灯光效果，再辅以铿锵激越的《十面埋伏》背景音乐，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恍如置身于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尘土飞扬的古战场，正与于谦一起抵御外侮。壁画高3米，宽46米，是经专家多次论证修改，在中国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卓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壁画突破了一般祠堂陈列的窠臼，使壁面不见柱子，与匾额、楹联、塑像遥相呼应，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效果。塑像背面的墙壁上嵌有清代石碑若干块，其中包括湘乡杨昌 题的线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一块，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残碑九块。
后殿陈列于谦生平事迹，采用图版和照片相结合的形式，分“少年壮志”、“勤政廉明”、“保卫北京”、“永垂青史”四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于谦高尚的品格、卓越的功绩以及悲壮的人生。两侧的陈列柜中，分别展示了于谦的著作和历代有关于谦的评述著作，有《于肃愍公集》、《于少保萃忠全传》、《于忠肃公祠墓录》等。
南北厢房分别作为兵器室和接待室。兵器室陈列明代的各种军械，包括神机营用的火铳、火炮等。明代的兵器门类多、数量大、制作精、技术高，有较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
前殿与后殿间的天井里，赫然立着一尊威武、雄壮的铁犀牛，身高约2米，围长约2.5米，周身乌黑，独角朝天，背上铸有于谦亲撰的《镇河铁犀铭》，它是于谦勤政爱民、治理黄河的一个历史见证。黄河自古多泛滥，巡抚河南期间，他励精图治，奔波于大河上下，全心治理水患。为鼓舞人民战胜洪灾的信心，在1446年，派人铸了这尊“镇河铁犀”，表达了希望根除黄河水患，使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原物现存于河南开封铁牛村。
天井右侧有口井，井旁立碑，名之为“忠泉”。根据祠内清时李铎遗碑记载：康熙乙亥年，在改建于谦祠时发现此泉，泉水色清而味甘，因念“公之大忠诚如水之在地中”，故以此命名。后殿的院子里还保存着数明清两代的石碑，分别是四块大碑（弘治、嘉靖、万历、康熙）及一块乾隆年间的残碑。
于谦祠是杭州市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几年的规划与建设，已形成了包括于谦祠、于谦墓、墓道、牌坊等文物建筑与自然山林、绿地相结合的于谦祠景区，面积也由最初的6000平方米扩大到31000平方米。景区正在修建于谦雕塑广场、忠泉池、于谦诗碑廊，计划把配殿恢复为祈梦殿，随着西湖西进工程的进展，于谦祠景区将成为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杭州墓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风景秀丽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明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形成祠墓合一格局。
出于谦祠大门向北约50米，可见一明式牌坊，墓道长长，芳草萋萋，两旁肃立的石翁仲、石兽，为墓区平添几分肃穆与庄严。百米墓道的尽头，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谦墓，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是1982年修复墓时重新镌刻的，碑下的浮雕缠枝牡丹基座，和墓前的石供桌，均为明时原物。
1966年，于谦墓于1966年文革中区被毁。1982年，重建于谦墓，将原七座坟茔改为一座，墓高2米，青砖环砌，重刻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设祭桌、香炉。1998年，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在墓道两侧配置仿明式石翁仲、石兽及牌坊，整治墓区环境，修复于谦祠，建成于谦景区。在这次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于谦祠又经保护整修，恢复了于谦祠牌坊和甬道，现已成为湖西重要的人文景观。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墓坐西朝东，呈马蹄形，有七座坟，墓侧建旌功祠，又名于谦祠，南北宽23米，进深30米，墓道长90米。后毁于1966年，今于谦墓为1982年重建。对于谦，清代袁枚曾赞颂道：“赖于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2006年05月25日，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诗碑廊

位于谦墓右侧，建于2002年，廊内陈列于谦自撰诗及后人缅怀诗碑刻十七块。

杭州故居

于谦故居位于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于谦，杭州人，15岁考中秀才，16岁起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写下了有名的《石灰吟》，这诗成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因于谦少上上吴山读书，至今吴山上尚有“于街”之称。明成化二年（1466），于谦案昭雪，故宅改建为怜忠祠，以资纪念，巷亦名祠堂巷。如今，故居的忠肃堂、思贤庭、古井已照原貌修缮一新，陈列于谦生平事迹，原有的旗杆石、造像碑等遗物，亦一并展出。于谦故居占地不大,进们便可看见影壁上刻者于谦的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谦读书处
吴山三茅观景区位于吴山景区的南面，北与吴山城隍阁景区、吴山阮公祠景区接壤；西与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相连；东面景区大都锲入市区，与南宋皇城遗址、南宋太庙遗址相贴；南面与郁郁葱葱的五云山山林腹地景观相切。三茅观原名三茅堂，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因东都旧名赐额“三茅宁寿观”。殿名太元，内奉徽宗御画茅君像。三茅真君是指秦汉时得到成仙的茅氏三兄弟：长盈、次固、季衷。宋时此观极为显赫，历朝赐是观的御书有：高宗《黄庭度人经》，宁宗“道纪堂”字，理宗《养生论》。绍兴年间（1131-1160），赐古器三种：一宋鼎，为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作；又一为唐钟，本唐澄清观旧物，上有河东薛此铭；另一则是褚遂良小楷《阴符经》。近志则增以吴道子《南方星君像》、玉靶剑、七宝数珠、轩辕镜为观中七宝，一时连山都以七宝为名。时并于观后筑“七十二”瑶台，遍植桃花，春时郊祭，时有“瑶台万玉”之称 ，为当时“吴山八景”之一。元朝时三茅观毁于兵火，明初重建。时观内设有书馆，于谦曾在此读书，并写下了千古传唱的《石灰吟》。抗战时三茅观为日军拆毁，然而其规模甚大的遗迹仍依稀可辨 ，水池、小桥、巨石构建仍存。石壁间近十方摩崖石刻均已漫漶，仅存一方明万历时重刻的绍兴年间赐额宁寿观的尚书省牒文。
牒文为：牒奉敕宣赐宁寿观，牒到准敕，故牒。绍兴二十年。尚书省奉赦赐题临安府七宝山三茅堂，太师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押），参知政事余（押）。签书枢院事参知政事巫（押），绍兴二十年天牒。
经考古发掘，三茅观遗址上保留较为完整的围墙墙址，园路（有部分香糕砖路）和建筑格局，通过挖掘整理后作为遗址保护向公众展示，将成为吴山景区三期工程中的重要景点。
《咏于谦》 （临安·万宽）
毓秀山河正气微，浮云久蔽遁天威。
龙颜欲触先生死，凤诏即承有是非。
清白才能持悬日，淡宁成性著宽衣。
一生难得春秋梦，万丈青松大国稀。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于家石头村现有400多户人家，当地人说，其中大多都姓于，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

于家村是于家乡政府所在地，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约有五百年的历史。1988年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命名为“于家石头民俗村”。石头村是一个环山的小村子，村南面还有一座小山，但海拔并不高。地理位置可谓奇特：小村庄建在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里。道路在山脚下，蜿蜒曲折好多圈，终于柳暗花明，看到“于家村”三个大字，“不到村口不见村”果然名不虚传。

当地老人说，800年前先祖于谦遇害后，其子前往冀晋交界娘子关的南峪村隐居，后生有三子。成化年间因生活所迫，于谦之长孙于有道迁居到于家村。于氏先人靠勤劳的双手，代代开山凿石，辈辈垒房盖屋，建造了规划有序、工艺奇特、粗犷豪放、独具特色的石头村落。500年后的今天，于家村已是河北省知名的石头村旅游区，石楼石阁，

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桥石栏，随处可见。于氏宗祠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头四合院，宗祠的大院北面（正房）是祠堂，门首悬挂“僾见忾闻”（音ài jiàn xì wén，寓意仿佛看到先祖的身影听到先祖的叹息）金字匾额。门口两边挂有镌木楹联，上书：

基业远遗祖德恩泽大，藻苹时荐百世水源香。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家谱上分为五股，黄缎围帐制成的家谱上星罗棋布的排列着先逝者姓名。这里每年会举行盛况宏大的祭祀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

遥想于谦当年以石言志，如今泽被后世，今日余家后人秉先祖遗德，将当年与世隔绝的避难之地，改造成现实的世外桃源，开放的山村。于家村独特的石头文化、淳朴的民风已经成为致富的金钥匙，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许多学生到于家村写生，画的是风景，学到的是品德。

于家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仿佛在沉静中回味着这个村落五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它不仅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村落史诗，更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家族史诗。

多少年来，于谦是如何被害的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于谦后裔于德培老人告诉记者，2008年的2月28日，塘头于氏后裔到在杭州的“于谦词墓”进行了祭拜。有人说于谦被害时是被砍头的，可他却不认同。从塘头于氏后人世世相传得知，他认为当时于谦遇害时却是被“腰斩”的，而且有遗存为证。在塘头老街北头德源桥向东有个“半腰巷”，巷名的来历于氏老人口口相传，它是纪念于氏远祖于谦的悲惨历史，于谦惨遭奸臣迫害时，是被“腰斩”于北京，所以就把这条老巷取名为“半腰巷”，此巷至今仍存。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